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英语世界。其中，美国接过这个概念加以推广，试图借助全球化在一切方面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于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郑重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结构，从而迅速地适应了世贸组织的各项规程，并且充分的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全力发展中国经济，在一个不太长时间内迅速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的提升，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也开始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在海外传播。但这种传播相对说来依然有些滞后，并且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学界早已认识到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且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可以就全球化这一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将自己所涉猎的学科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和审视。

　　确实，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每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GDP排名的飙升，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已然浮现。中国的重新崛起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不争之实。此外，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全方位地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后，我们先后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博会和进博会的巨大成功更是向全世界表明，上海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可以看出，从多方面来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一点连美国的思想界也不予以否认。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在带给人类带来诸多福祉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贫富等级加剧、自然资源日趋耗竭、民族/国家疆界日益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等等。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的提升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甩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再者，全球化的到来也为诸如新冠病毒肺炎之类的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埋下了伏笔。但是中国政府充分的发挥了全球治理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并为今后防御和抗击类似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的出现有不同的源头，它并非西方的专利品。虽然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推向全世界，在一开始确实含有某种帝国霸权的成分。但不少西方学者也都已经意识到，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始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全球化则依循另一条路线：其中的一个源头就始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当下发展的需要。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来，全球化是一个率先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现象。但是全球化很快便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其中，中国对全球化进行的“本土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面对中国的成绩，美国的近两届政府便逆历史潮流而动，气急败坏地高举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试图全方位地制裁中国。面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既然美国高举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甚至威胁要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中国就应当针锋相对地顶住这股逆流，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勇敢地承担起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军角色。因为无论就其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史或是当下的政治经济实力，中国都完全有资格承担这一角色，并参与一些重要国际组织规程的制定。在这方面，笔者在国际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释了全球化的理论建构：(1) 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 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 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 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在笔者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全球化在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实现必定与当地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和交融，最后形成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态势。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即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而更在于其多样性。

　　此外，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并非单向度的，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也应在海外得到传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一些变异。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中国的人文学者都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技术和人文学术理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却忽视了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思想推介到世界并予以传播。这一历史的教训足资我们吸取，在新一波全球化兴起的时刻，我们该抓住这个机遇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登陆不仅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进而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